十年前，一所大学新生的50%可能来自所覆盖中学的20%，而现在在覆盖面已经缩小的情况下，新生的50%却减少至所覆盖中学的15%。这意味着两个层次的“集中化”，或者说是“多样性的退化”。在抑制“择校风”“补习班”等措施效果不佳的情况下，笔者建议用“同校生源率”作为调节杠杆，抑制教育资源分布过分失衡。
具体措施就是由大学自主决定在同一所中学招生人数的上限。这符合下放大学办学自主权精神，但目前全面实施可能比较困难，因此，可以鼓励若干著名大学先行先试。由此向下推开，有可能对基础教育，以至于对整个中国教育的“生态平衡”起到一些促进作用，或者至少对“生态失衡”有一定抑制作用。
以“同校生源率”作为调节杠杆，也是对当下“高考分数的决定性”的挑战。也就是说，在一个地区录取学生的时候，不再是简单按照分数排序，根据招生人数切出一个分数线，而是也要兼顾学生来源的多样性。和自主招生等以“降分”为具体策略，从而也是挑战高考分数决定性的政策相比，这个建议的着力点是不一样的。
此举对于“高考移民”的“借读风”和“转学风”有一定抑制。随着政策的实施，教育资源和优秀生源在较大的中学面上分布，那些“风”也就会自己缓下来。
此外，还能防止过度人为的力量来“区别”“示范”或者“拔尖”所带来的严重弊端。著名大学新生群体多样性的退化就是有关弊端的一种具体体现。我们当前有可能从招生制度改革入手，也就是从顶层入手，形成一种与自底向上集中化趋势对冲的力量，坚持数年，逐步减轻在层层升学问题上显现出来的社会性焦虑，以引导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。
（李晓明 全国政协委员，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）
